交大二附院麻醉科主任吕建瑞:平凡之路上的精彩和闪亮

时间:2017-03-03 13:46:42  来源:西部网-陕西新闻网  作者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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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大二附院麻醉科主任吕建瑞:平凡之路上的精彩和闪亮

1987年吕建瑞参加高考,被西安医科大学临床系录取,1992年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工作……


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主任吕建瑞

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主任吕建瑞接受西部网记者采访

西部网讯(记者 杨勇飞)初春的午后,记者走进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主任吕建瑞的办公室,刚从手术室出来的他显得略微疲惫,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一再告诉记者,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可讲的人,但细聊下去,记者却从吕建瑞25年从医生涯的低调、平凡之中看到了精彩和闪亮。

医生是很好的职业,从小就想当医生

吕建瑞自小在山东聊城长大,少年时代随父亲工作调动到甘肃金昌生活。1987年吕建瑞参加高考,被西安医科大学临床系录取,1992年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(交大二附院前身)麻醉科工作, 25年后,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已经迈入了中年人的行列……

吕建瑞告诉记者,当初他考大学的时候之所以选择了学医,缘于很多因素。家庭熏陶是第一位的,吕建瑞父亲的堂伯父是一位中医,尽管当时农村生活艰苦,但是堂伯父所到之处倍受尊敬。很小的时候,父母就告诉吕建瑞医生是个很好的职业。另外,吕建瑞自小体弱多病,由于是家里最小而且是唯一的男孩,父母对他的病情也格外上心,在吕建瑞的记忆里,妈妈常常抱着他四处看病,有一次碰到一个姓赵的老中医,因为吃了几剂他开的药后吕建瑞康复迅速,家里人谈及这个老中医的时候奉若神明,全家人对这个大夫是打心底里敬佩。

几年之后,吕建瑞的父亲到大西北工作,有一年他患上了急性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,这个病在当时的情况下属于危急重症,幸亏遇到医术高明的医生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。

“当时我们接到父亲病危电报的时候,都觉得天塌了似的。” 吕建瑞这样回忆道。“后来父亲在兰州做了手术,回到家里休养了半年后得以彻底康复。”在这半年里,父亲无数次跟吕建瑞讲起在兰州遇到的医术高明的医生们,并透露出了由衷的敬佩。

“在父亲的眼里,医生是最好的职业。”吕建瑞考完大学填写志愿的时候,父亲建议他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药大学,第二志愿报考西安医科大学。之后,吕建瑞也如愿考取了西安医科大学医疗系。

1992年,大学生毕业后可以留校和包分配工作,于是吕建瑞就顺理成章的留在了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(交大二附院前身)麻醉科,一直干到现在。

25年的光阴逝去了,记者问起吕建瑞是否还愿意选择当医生时,他笑着回答:“我愿意,不后悔当初的选择,没有哪一个职业比医生对人类提供的帮助更大了。”在吕建瑞的眼里,医生这个职业比其他的职业更有意义和社会价值感。看着病人康复、家属高兴,做医生的也很开心,这些都会让他觉得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

“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,挺好!于人于己都挺好!”但吕建瑞豁达的心态不是用嘴说的,都是一件一件事情亲身经历过来的。

当医生人生体验最强烈,每天面临生离死别

面对社会上人们普遍认为医生很冷酷的偏见,吕建瑞认为,医生也是人,也有人的一切情绪和反应。每个医生处理的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,更不是给身体修理个零部件那么简单。医生面对的是人,每一天直接面对的是生离死别这些人世间最深刻的感情。“其实医生对人生的体验是最强烈的,比普通人的感受要强烈的多的多。”吕建瑞淡淡的说道。

吕建瑞跟记者讲述了他40岁以前遇到三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。他坦言医生把一切悲欢离合都看在眼里,并不是一个个石头人,也会被人间真情所打动。他作为医生也最能体会到患者和家属亲人之间的那种真感情。

1990年,一个4岁左右的小男孩被送到了交大二附院抢救,但是很不幸,孩子的生命没能挽回,当医护人员把孩子抱出手术室的时候,孩子的妈妈紧紧的抓着孩子的尸体不放手,在其他人的拉扯下,工作人员最后从孩子妈妈手里接过孩子送往太平间的时候,那个妈妈用嘴紧紧咬住孩子的衣服,不松口……这样一幕失去亲人的痛苦场景令吕建瑞印象深刻,直到现在也难以忘怀。

第二件事情发生在90年代中期,有一天吕建瑞正在急诊值班,一个6岁的男孩因为急性肾功能不全合并脑出血被父母送往交大二附院。一般病人肾衰时间长了之后凝血机制就会受破坏,进而导致脑出血,脑出血之后病人的管理是非常麻烦的,需要开颅将出血清除掉,但是病人的问题本身是因为出血引起的,开颅的话还是会继续出血,手术切口很难处理。这令医生们当时非常矛盾,在开颅和不开颅之间难以选择。

肾衰引起的脑出血问题本身很难纠正,如果把出血凝块清除掉之后,创面再出血的问题也很难处理。而且手术过程中的体液补充和排出会引发心衰和肺水肿,术中管理要求特别高。后来这个男孩在手术过程中就出现了心衰,当时医院大半夜里召集了心血管、肾病、呼吸科的大夫到手术室会诊。但由于小孩子的透析加床旁透析难度很大,当时医生们束手无策,万般无奈之下就去和病人家属谈话。

吕建瑞记得很清楚,那是一对在西安打工的父母,孩子的父亲穿着一双黄色的旧式胶鞋,穿着黄颜色的军裤,裤腿挽起快到膝盖位置。孩子爸爸望着大夫毫不犹豫的说:“现在能不能把我的肾脏移植给我孩子?”肾脏移植牵扯到配型的问题,并非简单的一个决定。但这个孩子的父亲那种坚定、不犹豫的表情让吕建瑞终生铭记。所幸,手术中孩子的情况出现了好转,幼小的生命也得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存活。

第三件事情是关于一个4岁的小男孩,他夏天玩一次性打火机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,打火机的塑料碎屑四溅,其中一块直接戳进了孩子的右眼球。孩子的妈妈第一时间将孩子抱到交大二附院,当时眼科主任说这个眼球肯定保不住,但手术前跟家属没有说,想着先开始手术看有没有一线保住眼球的希望。结果在取塑料碎屑的过程中发现,医生发现孩子的整个眼球被扎透了,保不住。后来医生出去跟孩子妈妈谈话,吕建端依稀记得孩子的妈妈当时的反应,穿着优雅、入时的她直接跪下,抱着医生的腿说:“主任,请把我的眼睛移植给我儿子吧!”语气之坚定、坚决令吕建端久久为之动容。

每一个人病人对于这个社会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,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有可能就是唯一。危险和意外对于医生而言可能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,但是到了家属那里就是改变一生的问题。“我们医生不光要负责任,而且要做好,主动的为病人想办法,争取最优的治疗方案。” 吕建瑞说。

在吕建瑞看来,医生即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人,也是最脏的人。最干净体现在对病人干净,最早的时候,医生需要在手术前用酒精泡手,每一次手术前都刷手,指甲缝都要刷干净,上手术的时候戴手套、穿手术衣,一进去以后手不能过颈、过腰,不能随便乱动。世上的人最干净的人也干净不过医生手术前的那个瞬间。另一方面,医生天天接触的都是污染物,像病人的血、大小便,泌尿外科的医生做手术都要穿皮围裙和靴子,甚至有时候还需要给艾滋病病人做手术,这个意义上来讲医生确实又是最最脏的。

外科医生在幕前治病,麻醉医生在幕后保命

临床外科医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个技术的进步,第一个是无菌术,第二个就是麻醉术。麻醉术对整个手术的成功率贡献很大,目前国际医生节就是以美国公开施行乙醚全麻醉术的日期来定的。在没有麻醉剂之前,医生比拼的不是手术做的好,而是手术做的快,医生需要赶在病人疼痛难耐之前完成手术。麻醉术的引入,消除了病人的疼痛,让外科医生更容易操作。

每一台手术在实施的整个过程中,无论什么样的病人,麻醉医生都要为其性命保驾护航。其中小孩和老人对手术麻醉的技术要求更高,尤其是老人,各个脏器功能的衰退,他们对手术麻醉剂的耐受性很差,术前合并很多疾病,术中麻醉剂的药量如果把握不好,就很难安全的度过术中的危险期,这个过程中麻醉医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吕建瑞告诉记者,麻醉医生需要全神贯注的帮助每位病人稳定心率和血压,一些大失血、休克的病人这种需求更为迫切,麻醉医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算半个内科医生。

据记者了解,目前交大二附院收治的很多病人,并非是外院手术技术水平达不到才转院,而是迫于麻醉技术的瓶颈限制。如果一个病人术前合并的疾病太多,对麻醉医生的综合水平要求就比较高,病人转院来到交大二附院以后,麻醉科的医生们都尽力想办法帮助病人解决问题。

“很多手术要求患者一动不能动,这是相当有难度的。” 吕建瑞说。尤其是老人的麻醉,既不能浅也不能深,浅了不起作用,达不到麻醉的效果,深了由于脏器功能衰退,麻醉剂过量会引起血压下降、心率减慢等一系列问题。后来科室引入了麻醉深度监测,在监测下用药量恰到好处,既达到了麻醉深度,又避免了循环抑制,临床效果也非常好。

不辱优秀党员使命,倡导落实“三抢三让”

2013年,吕建瑞援疆工作结束后出任科室党支部书记,紧接着三严三实、群众教育路线、两学一做活动也都逐步展开。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党支部创新性提出了“三抢三让”,通过言传身教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。

吕建瑞回忆说,刚搬到综合楼办公时,医院的手术量大增,科室的工作负荷量也很大,从早干到晚,中午吃饭也没有时间。在这种情况下,吕建瑞认为党员就要有个党员的样子,率先提出了“三抢三让”,即党员同志“危难疑难工作抢着干,新技术新疗法抢着学,工作中抢着加班”,让非党员同志“先吃饭,先回家,先休假”。

“三抢三让”都是围绕工作开展的,吕建瑞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思想,主要是为了解决工作中实际的问题,既让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,也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模式。

麻醉界有一句话叫没有最好的方法,只有最熟悉的。操作不熟悉的话,麻醉会带来意外和风险,所以临床上都愿意用最熟悉的方法。随着病人基数增大,危重病人的增多,风险也随之增大。同时外科新技术的开展,麻醉的新技术也在不断引入,于是党员就要抢着学新技术。

科室的工作作风和打仗很相似,需要所有人都往前冲,遇到危险和困难的事情时,有一个人带头的时候,其他人也就不害怕了。危重病人抢着干,一个人总结的经验也可以传递给其他人,但前提是需要一个人带头干。

科室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,还要承担学术交流、会务举办、应付检查等各类工作。这些额外的工作都需要科室的人员花费额外的时间去承担和完成。所以加班就变得很常见,甚至有时候周末都得连轴转。这个时候党员就需要挺身而出,抢着加班。

“撇开党员身份不说,当个好人也得需要做到这些。平时我们对好人的标准不就是抢着干活、让着吃饭,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个好人,但把别人的功劳、荣誉都抢完了,活都留给别人去干,这样的人还是好人么?” 吕建瑞告诉记者,现在整个科室提倡的就是一种踏实、务实、诚实的一种风气,这也属于科室文化建设的内容之一。

“从我参加工作到现在,交大二附院麻醉科的氛围一直都很好,我自己也是受很多老同志的影响,老一辈都是这样为病人和同事去做的,永远积极的干工作,争着、抢着干活,老一辈人都是这样做的,我觉得我自己也应该继续这样做下去。”吕建瑞感叹道。

尽管吕建瑞现在已经出任了科室主任,但是他仍然坚持在一线工作,工作忙的时候加班到深夜才回家。只要病人需要,永远都没有准时的下班时间,他心里始终坚守普通员工干多少工作,他也干多少工作的原则,他绝对不会比别人少干或者完全不干活。主任的头衔在吕建瑞的眼里只是一个麻醉工作之外的管理工作,他当了科室主任意味着他承担了更多的责任,而不是外界看起来享受了特权,也根本不会高人一等。

“行政职务只是暂时性、阶段性的,医生永远是我的本份。”吕建瑞最后还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麻醉科医生。吕建瑞说自己是个爱干活的医生,也享受为病人付出的过程,每一台手术成功后他能体会到一种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。

“我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临床,相比其他同事科研上精力分配的较少,这是我不足的方面。”他告诉记者他还需要继续努力,争取实现全面发展。

换位思考医患关系,淡然看待人性复杂

近些年来医闹问题频发,但在吕建瑞看来,社会上各个行业都有风险和困难,主要在于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。他也承认现在医生的精神压力很大,每一天都要面对各种复杂的人性问题。但他觉得患者在就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中另外的一面,换位思考也能够理解。

“从一楼的挂号处排队开始,任何一个人进入医院都充满了焦虑。”和医生见面之后,医生对病情的诊断、治疗的过程中,负面情绪一直伴随病人左右,无处宣泄也情有可原。但吕建瑞希望病人和家属不要把医生当成是神仙,而是要明白医生也是人,医学也有局限性。

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把病人交给了医院,花了钱就得治好,但是医学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,都具有发展阶段的局限。现在医疗纠纷很多,导致医生不敢给病人冒险,在有些手术中可以创新的地方也不太敢尝试,会顾虑危险,这样也会影响患者自己的治疗和康复。吕建瑞指出,医学在发展的某个阶段只能解决一定程度的问题,而不是全部。

吕建瑞认为,医生和其他的职业最大不同是,其他职业的人提供的服务如果有问题,或者态度恶劣,人们或许可以带情绪处理,但是医生不一样,就算病人态度很恶劣,但只要上了手术台,为病人处理问题的时候,都是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,不容一丝一毫的马虎和懈怠。

吕建瑞告诉记者,面对医患矛盾问题时,医生的忍让是出于自身的修养,并非对患者及家属的害怕,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就是无论患者以何种态度对待,到最后还是得给病人看病,并把病看好。医生只要穿上白大褂,就被赋予了一种角色,如果要和病人争执,每天的时间都浪费了,哪里还有精力给其他病人看病。

或许吕建瑞早已将从医生涯当作是一种修炼,每天和形形色色的患者打交道,不断的磨练自己的心性,能深刻的认识到人的喜怒哀乐,面对生离死别的惊心动魄时刻,也能够更深刻的看清自己。

“人生就是逐渐认识的过程,认识别人、认识自己。当医生的时候需要和病人打交道,也是在和自己打交道,面对感情上波动比较剧烈的时候,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时候,你就会真正的认识到人是个什么东西。” 吕建瑞轻轻的说道。

麻醉医生这个工作带给吕建瑞很大的意义,这份工作让他觉得自己很有用,他说他还会继续在临床一线为病人解除病痛,为家属解除担忧,尽力挽救每一个病人的生命。

在很多医生纷纷劝自己的孩子不要再学医的当下,令人倍感欣慰的是,吕建瑞的女儿现在也在陕西医学院大学二年级就读,未来他将延续父亲的职业轨迹,继续在救死扶伤的路上前行。

编辑: 顾柠语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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